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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. 沿着哲人的轨辙努力探寻

        ——纪念季羡林先生逝世十周年

        2019年04月29日 10:11:36
        来源: 文汇报 作者: 陈允吉 记者 金久超

          佛教东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大事因缘,也是促进我国汉唐文化演进变迁的重要助力。中国文学自魏晋开始,就不断受到古天竺文化艺术的浸益,被复之广遍及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和民间讲唱等众多样式。即如唐人柳宗元结撰的著名寓言《黔之驴》,它的出现同样也承载了来自南亚的文学影响。

          陈允吉先生探涉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颇积岁年,他接受本报的采访谈及上述话题,于华梵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指点《黔之驴》的前世今生,并以其自身获得的感受,讲述了季羡林先生虚襟待人、奖掖后进的长者风范,以及他在该研究领域中所起的拓荒和引导作用。

          文汇读书周报:您从事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,必然会涉足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问题。季羡林先生毕生精研东方学,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和导夫先路者,请问他的研究成果对您有怎样的影响?

          陈允吉:季羡林先生丰富的学术成果,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过去从未探明的领域。具体到专题研究来说,则引领我撰写和完成了《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〈黔之驴〉故事的渊源和由来》这篇长文。

          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开始探及印度寓言故事对中国文学的影响,较长时间阅读大藏经收录的故事记载,季羡林译的《五卷书》,郭?#38388;]、黄宝生译的《本生故事选》,考察印度寓言对中国文学的影响。这种考察的方法途径,除对两国寓言作品题材和结构形态进行比较外,同?#34987;?#21442;鉴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陈?#20122;濉?#20013;国古代寓?#20801;貳?#31561;著作的既有论述,由?#35828;?#30693;印度古代寓言通过佛经传译在中土广为流播,促成了中唐时代寓言的复兴。当时创作寓言的都是古文作家,主要有李华、元结、韩愈、刘禹锡、柳宗元等,以柳宗元为最杰出的代表,作品主要?#23567;读?#27743;之麋》《黔之驴》《永某氏之鼠》?#35835;`说》《鹘说》《蝜蝂传》等,我很快就把注意力集中到《黔之驴》上。

          文汇读书周报:为什么会把注意力单单集中到《黔之驴》这个故事上呢?

          陈允吉:因为《黔之驴》著名度高,其形式结构与汉译佛典《百喻经?#38450;?#30340;寓言作品一样精美绝伦。而《百喻经》第七十七个故事《搆驴乳喻》,与其开头部分又非常相似,感触相通的痕迹相当明显。刘大杰先生1956年发表的《柳宗元及其散文》一文,尝云:“柳宗元是受过印度寓言影响的,如他有名的《黔之驴》,在印度寓言集《五卷书》、寓言集《利益示教》(即《益世嘉言集》)和巴利文《本生经?#38450;錚?#37117;有类似的题材。”这条信息让我很感兴趣,刘先生本人不懂梵语,对中印文学交流亦无研究,那么这重关系究竟是由谁发现并点破的呢?

          文汇读书周报:是季羡林先生发现的?

          陈允吉:对,是季羡林先生。但我开始?#27605;?#21040;有四位学者,即许地山、吴晓铃、季羡?#24103;?#37329;?#22235;荊?#20294;拿不?#23395;?#31455;由哪一位学者点破了这重关系。隔了一年多时间,?#20063;?#20174;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里获知,他在1948年的《文艺复兴》?#21448;盡?#20013;国文学研究号》上,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柳宗元〈黔之驴?#31561;?#26448;来源考》,明确指出《黔之驴》故事来源于古印度一个关于“驴”的传说。我在复旦图书馆过往期刊?#33402;?#21040;了这本?#21448;荊?#35770;文中说这一印度故事最初在民间广为传播,后来分别载入《五卷书》《益世嘉言集》《故事海》及巴利文《佛本生经》(Jātaka)等故事集,虽记载的具体形态略有差异,但主干情节基本一致,讲某地有个洗衣?#24120;?#25110;商人)养了一条很瘦的驴,主人给它蒙上一张老虎皮(或狮子皮)拉到地里去吃庄稼,看守田地的人以为它是真老虎(或真狮子),不敢前去驱赶它,后来这条驴不?#40536;?#20102;一声,看地人才知道它不过是一条伪装起来的驴,就把它打死了。该故事与《黔之驴》相比较,贯注着彼此相通的创作思想,从题材、主角、情节、儆戒意义等多方面看,《黔之驴》均明?#32536;?#20445;留着上述印度故事感染熏灼的印记,故季先生指出,印度《五卷书》《益世嘉言集》等故事集记载的这个驴的传说,即是柳宗元创作《黔之驴》时的取材原型,“黔驴”故事的最早渊源是在南亚次大陆。

          文汇读书周报:对季羡林先生的这一学术成果当如何评价?在您当时看来,是否还有需要进一步做些补充的地方?

          陈允吉:季羡林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探索,是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一项重要?#40644;疲?#20854;意义诚不限于为一篇?#23601;?#23507;言找到它的境外渊源,而且也在历时悠久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填补了一块空白。此项旨在沟通中国和印?#20154;?#26041;文学关系的专题研究,建立在两国文学系统异同与历史演变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,十分重视客观材料的辨析和文学影响?#23548;?#36712;迹的?#35760;螅?#20174;立论到?#39057;?#37117;体现着一种科学态度,而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比较后所得出的结论,也?#32536;?#30830;凿可信而能给人以启益。该文自发表至现在数十年来,得到过许多学者的肯定,包括被文学史家刘大杰先生所转述,其学术价值之高是无待赘言的。

          然而,就《黔之驴》故事接受印度寓言影响的全过程看,季先生的论述还不能说把所有问题都谈到了。这种异质文明的影响往往需要经过多次的传递才能成功。《黔之驴》的具体故事形态虽与天竺原典有多处承合影似,但细加比?#20808;?#26377;明显差别。再说,柳宗元未习梵文音义之学,他不可能去直接接触没有翻入中土的原典故事形态,更有可能他掌握到的是一个汉译佛经故事的文本。其情节构成要比天竺原典的记载更靠近《黔之驴》的样子,并在古印度传说与柳宗元《黔之驴》之间起着中介和传导的作用。

          文汇读书周报:沿着季羡林先生的思路继续探索,您?#33539;?#25214;到了上面所说的这个汉译佛经故事的文本吗?

          陈允吉:是的,为寻?#33402;?#19968;起中介和传导作用的故事记载,让我耗费漫长时日,最后在藏经中找到西晋沙门法炬翻译的《佛说?#21495;?#35692;经》一卷,其中就讲了一个有关驴的故事:

          譬如?#21495;#?#24535;?#32536;?#33391;,所至到处,择软草?#24120;?#39278;清凉水。时有一驴,便作是念:此诸?#21495;#?#24535;?#32536;?#33391;,所至到处,择软草?#24120;?#39278;清凉水。我今亦可效彼,择软草?#24120;?#39278;清凉水。时彼驴,入?#21495;?#20013;,前脚跑土,触娆彼?#21495;#?#20134;效?#21495;?#40483;吼,然不能改其声:“我亦是牛,我亦是牛!”然彼?#21495;#?#20197;角觝?#20445;?#32780;舍之去。

          此中驴是故事主角,牛仅起陪衬作用,其与《五卷书》等故事集记载之传说有某种亲缘关系。但因传播之地、时不同,它的具体形态已发生了较多偏离,但在取材、主题及主干情节等方面,还保留着它承受自母胎的显著痕迹。

          当然,?#24230;号?#35692;经》的故事情节与其母体有所差别,但拿这些差别来和《黔之驴》相对照,恰好就成为它与《黔之驴》之间的相?#39057;恪?#19968;、两者均属?#30475;?#21160;物寓言,驴都是被动物角色结果了性命;二、两篇寓言中的驴扮演庞然大物,都是因为缺乏自知之明;三、两篇之中的驴丢掉性命,均与踢了对方一脚相关;四、两者结尾?#20801;?#24577;的描摹如出一辙。综合以上数点研究,可知《佛说?#21495;?#35692;经》这一汉译佛典寓言,不但由于经过翻译消除了语言?#20064;?#32780;易为柳宗元所阅读,其多数地方与《黔之驴》的相似重合也比天竺原典的记载要更进一步。足见?#24230;号?#35692;经》确实充当了一个中介、传导因素,其文本藉沙门法炬之翻译而在中华得到流传,越数百年后终于促成了一篇中国寓言杰作的诞生。柳宗元撰作《黔之驴》这个寓言故事,与其说?#23884;?#22825;竺原典的遥远仿袭,还不如说是受了?#24230;号?#35692;经》译文直接的启发影响。

          文汇读书周报:怎么知道柳宗元一定看过《佛说?#21495;?#35692;经》呢,您有确凿的证据吗?

          陈允吉:柳宗元的确看到过《佛说?#21495;?#35692;经》。这从他文集里就能找到有力的旁证。柳集?#23567;?#29275;赋》一篇,两个角色同样是驴和牛,其原经译文云:

          不如羸驴,服逐驽马,曲意随势,不择处所。不耕不驾,藿菽自与,腾踏康庄,出入轻举。喜则齐鼻,怒则奋踯,当道长鸣,闻者惊辟。

          此赋之写作年代与《黔之驴》大略相当,同为柳宗元贬斥永州精神上受到极度压抑的产物,两者不仅角色配置相同,连爱憎褒贬和?#31482;?#35780;价亦完全一致,且多处细节描绘殊相仿佛。如《牛赋》中所谓的“怒则奋踯?#20445;?#21363;《黔之驴》写的“驴不胜怒,蹄之?#20445;?#32780;《黔之驴》有关“驴一鸣,虎大骇远遁”的描述,与《牛赋》“当道长鸣,闻者惊辟”事状亦宛然相似。我们有充分理由肯定《牛赋》与《黔之驴》两篇系同出于作者遭贬永州时期读了?#24230;号?#35692;经》后写出的姊妹篇。《佛说?#21495;?#35692;经》乃是柳宗元创作《黔之驴》时所依据的主要蓝本。

          当然,前面提到的《百喻经》中的《搆驴乳喻?#33539;浴?#40660;之驴》的开头部分也有影响。两个寓言均围绕着驴来展开,而驴的对?#35762;?#29983;的一?#24418;?#20250;亦都是因为角色生在偏僻之地“不识于驴”。相似的行为出于相同的原因,故事的笑料总离不开一条外来的驴。要说这里面的传递影响之痕迹,那是最清楚不过了。

          文汇读书周报:您所获得的这些?#29616;?#21516;季先生讨论过没有,是否得到了他本人的认可?

          陈允吉:经较长时间酝酿和梳理,我将上述这些?#29616;?#27719;总起来,开始撰写《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〈黔之驴〉故事的渊源和由来》一文,进度异常缓慢。其间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作过口头报告,书面文字则发表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四十六辑。考?#20146;?#25991;之撰写,完全是在季羡林先生学术成果的启导下进行的,约在1991年?#21512;?#38388;,我将刊载该文的那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?#22987;?#32473;季先生,附信恳请他赐教指正,唯心中尚不免悚惶,生怕论文的什么地方讲了外行话。

          过些时候就接到季老的复信:

          允吉同志:

          你的信和文?#30053;?#24050;收到,但因我年老事?#20445;?#22836;绪过多,稍一疏忽,即易遗忘。所?#32536;?#29616;在才写覆信,实在抱歉,务望原谅。

          事实上,在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的广告一在报纸上出现,我就注意到大作,不意竟蒙?#22270;模?#23454;为雪中送炭之举,非常感激。

          我那篇关于《黔之驴》的短文,搜集材料并不多,只是心有所感,立即命笔,后来也没有在这方面再继续进行探索。现读大作,材?#25103;?#23500;,论证明确,甚佩甚佩。我那篇短文,同大作一比,真如小巫之大巫了。

          中印文学体裁和题材方面的交流影响,我们所知还相当少,在这方面还大有可为,光是?#30701;?#24179;广记》中就能够找到不少。如果熟读佛经,再深入搜诸中国民间文学,必将有众多巨大发现,可以断言。

          你其他有关这方面的文章,我也很感兴趣,只是?#20122;?#19981;易,如有多余副本,能?#22270;?#19968;些,将感激无?#24691;印?/p>

          即祝

          近安

          季羡林

          1991.7.10

          来信请寄北大东语系

          季先生对我那篇论文的肯定,让我心里感?#25945;?#23454;一些,他作为一位前辈学者的恢宏大度,以及对晚辈、后学的亲切关?#24120;?#23588;其令我敬佩折服,刚好此时我手头还有几本三年前出版的拙作《唐音佛教辨思录》,就遵照先生的嘱咐寄了一本给他,不久又收到他的来信:

          允吉同志:

          来信和大著均已收到,谢谢!

          我那篇关于《黔之驴》的短文,至多只不过是材料搜集,没有多少理论。你的文章则是体大?#23395;?#22823;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。你对我那篇短文评价过高,愧不敢当。

          我读了《唐音佛教辨思录》中的第一篇谈王维?#25226;?#20013;芭蕉”的文章,立刻灵机一动,想到《歌德谈话录》中歌德的意见,觉得很有意义,动?#20013;?#20102;一篇短文,题目?#23567;丁?#39640;于自然”与“咏物言志”》。发表后当寄上请教。

          集中其他文章还没有来得及细读。我相信,读了以后,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启发。

          再一次致谢。

          即祝

          暑安

          季羡林

          1991.7.27

          文汇读书周报:今年?#21490;?#23395;羡林先生逝世十周年,能简单地谈谈您对季先生为人为学的感想吗?

          陈允吉:季羡林先生是当代哲人、学林巨擘,他探明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,全译印度古代史诗《罗摩衍那》,审定?#38470;?#20986;土的吐火罗文残卷为戏剧《弥勒会见记》,考溯蔗糖制作技术的驿递与东传,悉皆通津梵汉,放眼亚欧,阐绎真知,起承绝学。其所撰《柳宗元〈黔之驴?#31561;?#26448;来源考》这篇文章,为一极具原创精神的开拓?#26376;?#20316;,至于我跟随其后所做的一些搜寻,无非是沿着他的轨辙稍微作点?#30001;?#32780;?#36873;?#22914;果没有他高瞻远瞩指点通径,我?#23884;?#36825;些事情恐怕至今?#20889;?#20110;罔然无知之中。光阴如白驹过隙,弹指之间又过了30年,先生?#35328;?009年7月离世,伊人告殁,率土?#20266;?#30524;前我亦步入耄耋之年,颓龄缅?#32426;?#20107;,犹常为此感动不已,?#40536;?#36825;?#20266;?#22696;因缘讲述出来,藉其彰显前辈师长的行谊风范,以纪念季先生逝世十周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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